显德五年（958年）盛夏，东京开封府，皇宫文德殿东配殿。

七月的开封，暑气蒸腾。文德殿东配殿内，冰鉴中的冰块缓缓融化，滴落的水珠在铜盘上发出清脆而有规律的声响。窗外，御花园中的梧桐树被烈日晒得有些蔫萎，蝉鸣声从枝叶间倾泻而下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柴宗训坐在靠窗的小书案后，面前却并未像往常一样摊开《春秋》或《汉书》，而是放着一卷厚厚的、用黄绫包裹的典籍――那是范质昨日亲自送来的《大周刑统》（后周显德年间编纂的综合性法典，实为《大周刑统》的前身）。

范质站在他身旁，手中捧着一盏已经凉透的茶，目光却落在那卷典籍上，带着一种罕见的郑重和感慨：

“殿下，老臣知道，您最近要学的东西很多――经史、奏章、边防舆图、军制……但老臣还是想请您，在百忙之中，抽出一些时间，仔细翻阅一下这部《大周刑统》。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变得更加低沉而郑重：“老臣在朝数十年，见过太多因不知法、不畏法而身败名裂的官员和将领。也见过太多――因主政者不谙律法，而导致冤狱丛生、民怨沸腾的悲剧。殿下将来，是要继承大统、君临天下的。若不通刑律，则无以驭臣；若不明法度，则无以安民。”

他放下茶盏，对着柴宗训郑重地拱手一礼：“老臣恳请殿下――于刑律一道，多费些心思。”

柴宗训连忙站起身，恭敬地回了一礼：“范相重了！范相肯亲自为儿臣讲解刑律，是儿臣的福分。儿臣一定用心学习，不负范相期望！”

他重新坐下，翻开那卷《大周刑统》的首页。映入眼帘的，是密密麻麻的、用端正的楷书抄录的律文条目――从《名例律》（总则）到《盗贼律》、《斗讼律》、《捕亡律》、《断狱律》……林林总总，共分十二篇，数百条律文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逐条阅读。

他读得很慢。

不是因为他看不懂――那些古文对于有过前世记忆的他来说，并不算艰深。而是因为，他每读一条，都会在心中，将其与自己前世记忆中的那些历史教训，进行对照和印证。

他读到《名例律》中关于“八议”（对亲、故、贤、能、功、贵、勤、宾八种特殊身份者，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规定）的条款时，手中的笔微微一顿。

“八议……”他在心中默念着这个名词。在真实历史中，这项制度本是周礼所载、历代沿用的“优待贵族和功臣”的特权条款。但在五代乱世，这项制度却被那些手握兵权的节度使和禁军将领，利用到了极致――无论犯了多大的罪，只要搬出“功勋”、“贵戚”的名头，就能轻轻松松地逃脱惩罚，甚至不久之后便官复原职。

“民不惧法，因法不治权贵；权贵不畏法，因法不能加于其身……”他在心中轻轻叹了口气，“若要使天下人真正敬畏法律，就必须让法律面前――权贵与庶民同罪。”

但他没有将这些想法说出来。他知道，刑律改革，是比经济改革、军事改革更加复杂、更加敏感的领域。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引发整个统治阶层内部的地震。

他继续往下读。

当他读到《断狱律》中关于“拷囚”（审讯时允许用刑逼供）的相关规定时，他再次停下了笔。那条律文规定：审讯时可以拷打囚犯，但不得超过三次，总数不得超过二百杖，且不得在夜间拷囚――违者，主审官也要受罚。

他反复看了三遍那条律文，然后抬起头，看向范质，用一种“好奇”的语气问道：

“范相，儿臣有一个问题――这条律文，虽然规定了拷囚的次数和杖数限制，也规定了夜间不得拷囚，但它并没有规定：拷囚之前，是否需要其他证据？如果没有任何人证物证，仅仅因为怀疑，就可以对嫌疑人动刑拷打――那被拷打的人，岂不是很冤枉？”

范质微微一怔。

他没有想到，一个五岁的孩子，在第一次接触刑律时，便能一眼看出“拷囚”制度中最核心的伦理困境――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冲突。

他沉吟了片刻，缓缓答道：“殿下所虑极是。事实上，历代因拷囚而导致的冤狱，不胜枚举。这也是老臣在为官数十载中，最为纠结的问题之一。若要查明真相，拷囚有时确是迫不得已的手段；但若过分依赖拷囚，则必然导致冤假错案丛生。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――老臣至今，亦无完美的答案。”

柴宗训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追问。但他的心中，已经将这个问题，记在了“未来需要改革”的清单上。

他知道，在五代乱世，在法治观念尚未普及的时代，想要彻底废除刑讯逼供，是不现实的。但他也相信――通过完善证据规则、加强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审讯过程的监督、以及对滥用酷刑者进行严厉追责，可以逐步减少和规范拷囚的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