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宁在央视访谈里那番关于留学的论，就像一颗深水炸弹，把整个舆论场炸得翻江倒海。

节目播出之后的头几天，报纸上的评论文章一篇接一篇，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。

《苏宁的排外逻辑》《暴发户的民族主义》《天朝集团掌门人的危险论》……

这些标题在各大报纸的评论版上轮番出现。

亲外人士和留学中介机构第一个跳出来，火力全集中在苏宁身上。

有的说苏宁是在搞民粹；有的说苏宁是暴发户心态见不得别人好；有的翻出天朝汽车早年创业时的旧账，说苏宁当年也是靠进口设备起家的，现在翅膀硬了就想着过河拆桥。

几家中介机构联合发了一份公开声明，措辞极其激烈，说苏宁对留学行业的评价“严重失实”“不负责任地损害了行业声誉”，要求苏宁公开道歉。

声明发出来之后，李辉头疼地拿给苏宁看，苏宁只是扫了一眼就放到一边，“他们急的不是我说错了。而是怕我说得太对，以后没人找他们办留学了。”

“可是这波舆情让我们压力很大。”

“别急！不破不立！如果我们天朝集团按部就班的发展，上限和速度也就一般般，所以我们要加速这个过程。”

“反向炒作？”

“哈哈，李总监，现在也不是反向炒作吧？我的论点可是非常公平公正的。”

“……”此时的李辉也是搞不清自己的老板。

于是什么也都不再说了，只能是让公关部尽可能的灭火。

苏宁这次没有让法务部发律师函，也没有让公关部发什么声明。

因为知道律师函和声明根本没有意义，这一次需要自己赤膊上阵和舆论硬刚。

跟上次用工制度那场舆论战一样，苏宁不打算再跟那些媒体打嘴仗。

但自己要做一件事，一件比发律师函更狠的事。

直接从空间世界里直接调出一批ai机器人，组成了几十个采访小组，每个小组配备高清摄像机、专业收音设备和卫星传输器材。

这些ai机器人不需要倒时差，甚至不需要申请签证，不挑剔住宿条件，到了当地之后立刻就投入工作。

苏宁给每个小组下达的指令简单明了：去当地华人社区，找那些当初怀揣梦想润出去的人。

不找富人区的成功人士，不找那些在硅谷拿高薪的精英，就找普通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群体。

记录他们的真实生活，不需要任何解说，不需要任何旁白，不需要任何滤镜和剪辑技巧，采访对象说什么就拍什么。

清晰了解这帮润人的生活、税收和各种压力，而不是雾里看花，什么都听媒体和中介的忽悠。

……

几个月之后，一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纪录片被剪辑完成，名字就叫《彼岸》。

天朝集团买下了国内好几家主流卫视的黄金时段，同时在视频网站和各大门户网站上同步上线。

纪录片开篇没有任何旁白，没有背景音乐，甚至连字幕的字体都是最朴素的宋体。

第一个镜头是纽约法拉盛的一间地下室。

镜头从狭窄的楼梯往下走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。

一个四十多岁的华人男子坐在一张破旧的布沙发上，身后的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报纸，角落里堆着几个塞满空瓶子的垃圾袋。

他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格子衬衫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关节粗大变形的，明显是常年泡在洗碗水里留下的后遗症。

记者在镜头后面问男子：“请问您来美国多久了？”

“快二十年了。”男子的声音非常的平静，没什么起伏，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事。

但这却让人感受到他那种习以为常的麻木，对未来和生活都失去了应有的色彩。

此时的男子继续介绍着自己曾经的情况，“原来在国内是个中学老师，教数学的，有编制，铁饭碗。那时候听人说美国遍地是黄金，洗碗工一个月挣的都比国内教师一年挣的多。我就借钱来了，以为来了就能过上好日子。”

“到了之后呢？”记者问。

“到了之后才发现语不通，文化差异很大，交流困难。人家说什么我听不懂，我说什么人家也听不懂。学历也不被认可，教师资格证在这边就是一张废纸。干不了别的，只能去餐馆洗碗。”

男子伸出自己的手对着镜头翻了翻，十根手指的关节全都鼓着，皮肤粗糙得像树皮，“我在华人餐馆洗了二十多年碗，这双手就成这样了。攒的钱全寄回老家还债，到现在连一张回国的机票都买不起。”

记者问：“那您的家人呢？”

“孩子在美国出生长大，嫌我英语不好，嫌我没本事，嫌我给他丢人。他跟我在家里说英文，我说我听不懂，他说那你学啊！可二十年了，我还是说不好。”

记者问：“那你后悔吗？”

男子抬头看着镜头沉默了很久。

镜头就静静地对着男子的脸，没有切走，“当然后悔！不过美国的生活条件确实比国内要好，但是生活条件好只是一方面，根本掩盖不了我们一家所失去的。”

紧接着，画面切到伦敦东区的一间合租房。

房间很小，大概只有七八平米，一张单人床就占了大半的面积，窗户外面是一堵砖墙，阳光根本照不进来。

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坐在床边，对着镜头说：“我来英国读的是商科硕士，家里掏光了积蓄送我出来的。毕业之后找了半年找不到工作，投了上百份简历，面试了十几家，每次到最后人家都说签证是个问题。”

记者问她：“那后来怎么办？”

“签证到期我就黑了，在一家中餐馆打黑工，从早上十点干到晚上十一点，包吃住一个月给几百英镑。”女人指了指房间外面介绍说道，“这间房子是跟另外七个人合租的，厨房下水道堵了好几个月没人修，热水器时好时坏，冬天洗澡洗到一半全是冷水。有一次半夜胃疼得受不了，不敢叫救护车，因为我知道账单会让我倾家荡产。而且医院也是去不起，不管是什么病，只要是走进医生的诊室，每一秒钟都是要收费的，就算是没有给你开任何药，都是要收取高昂费用的。”

说到这里女人忽然笑了一下，只是那个笑比哭还难看，“我妈在国内一直跟亲戚说她女儿在英国当白领，穿高跟鞋坐办公室，在泰晤士河边上喝下午茶。我每次打电话回家都是报喜不报忧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帮不了我什么，只能是替我担忧。她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女儿住在八个人合租的排屋里，每天还要在后厨洗菜洗碗。”

记者沉默了几秒，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不知道。想回去，又不知道怎么回去。花了家里那么多钱，回去怎么交代？别人问我英国怎么样，我说什么？说我在伦敦洗了三年碗？我真的说不出口。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哪怕是万丈深渊也要走下去。”

镜头转到巴黎北郊的廉租房。

这里住的几乎全是移民，楼道的墙壁上涂满了涂鸦，电梯里的灯忽明忽暗。

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堆满杂物的阳台上，阳台上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，“我在法国待了二十多年，至今没拿到长居，换了好几任雇主都没人愿意帮我办身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