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息是从陈文远嘴里传出去的。不是他故意传的，是有人问，他答了。县学里的秀才们听说张不在流民营里开课，教一群孩子什么“数学”“逻辑”“自然”，一个个先是嗤之以鼻，然后好奇心起，然后变成了不服。一个连功名都没有的人，凭什么教这些？一个靠一首诗就被捧成“文曲星”的人，凭什么在青石县开宗立派？他们读了二十年圣贤书，四书五经倒背如流，八股文写得花团锦簇，到头来还不如一个送快递的？不服，找上门去，辩一辩，让这个“文曲星”现出原形。
来的第一个人姓孙，叫孙文昭，是孙家的远房亲戚。这人三十出头，在县学里待了十几年，秀才功名，考举人考了三次都没中，但架子很大，走路昂着头，看人用鼻孔。他带着两个同窗，穿着崭新的蓝衫，摇着折扇，大摇大摆地走进玄坛巷，推开院门，站在槐树下，环顾四周，目光里满是不屑。
“张县丞在吗？”孙文昭的声音很大，故意让全院的人都听到。
张不从书房里出来，站在廊下，看着这三个人。他不认识孙文昭，但看打扮和神态，知道是县学里的。他拱了拱手：“在下张不，三位是？”
“县学孙文昭。”折扇一收，在掌心拍了一下，“久仰张县丞大名，特来请教。”
请教。这个词用在这里，不是真的请教，是挑战。张不听出了话里的意思，但没有点破。他笑了笑，走下台阶，在槐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，指了指对面的几个石墩：“三位请坐。请教不敢当，有什么问题，一起探讨。”
孙文昭没有坐。他站在那里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张不，折扇在手里转了两圈，然后开口了。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，像是在背书：“张县丞，在下有几个问题，想请教。第一，《论语》云‘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’，请问‘时’字作何解？是‘时常’还是‘适时’？第二，《孟子》云‘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’，请问‘穷’‘达’二字，是就地位，还是就心境？第三，《大学》云‘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’，请问‘正心’何以在‘修身’之先？”
三个问题，一气呵成，不带喘气。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准备给张不一个下马威。孙文昭问完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等着看张不出丑。
张不看着他，沉默了三息。他不是在想答案，是在想怎么回答。这三个问题，如果按经学来答，他答不上来。他连《论语》都读不顺，更别说辨析“时”字的微大义了。但他可以不按经学来答。
“孙秀才，”张不开口了，语气很平，“你问的三个问题，我一个都答不上来。”
孙文昭嘴角的笑意更浓了，正准备说点什么，张不继续说：“但我也有几个问题，想请教三位。”
“哦？张县丞请讲。”
张不站起来，走到孩子们平时上课用的木板前，拿起木炭，在上面写了两句话。第一句：“所有人都会死。孔子是人。所以，孔子会死。”第二句：“所有人都会死。孔子会死。所以，孔子是人。”
他写完，转过身，看着孙文昭：“孙秀才，请问，这两句话，哪一句是对的？”
孙文昭愣住了。他盯着木板上的字，眉头皱了起来。第一句，没问题。所有人都会死，孔子是人，所以孔子会死。天经地义。第二句，所有人都会死，孔子会死，所以孔子是人。好像也对？不对，好像哪里不对。他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他的脑子在转，但转不出结果。
旁边两个同窗也凑过来看，一个皱着眉，一个咬着嘴唇，都是想说什么又说不出的表情。他们在县学里读了十几年的书，背了无数的经史子集，写了无数的八股文，但从没有人教过他们这种问题。这不是经义，不是考据，不是辞章，这是――什么？
张不替他们回答了：“第一句对，第二句不对。所有人都会死，孔子会死，但孔子不一定非要是人。他也可以是神仙，是妖怪，是你们没见过的任何东西。前提错了，结论就不一定成立。这叫逻辑。”
他转过身，又在木板上写了一道题：“一个农夫带着一只狼、一只羊和一筐白菜过河。船很小，每次只能带一样东西。农夫不在的时候，狼会吃羊，羊会吃白菜。请问，农夫怎样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安全地运过河？”
孙文昭看着这道题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他在脑子里模拟过河的步骤――先带羊过去，回来，带狼过去，把羊带回来，带白菜过去，回来，带羊过去。行得通。他抬起头，正要说出答案，张不又开口了。
“孙秀才，这道题不急。我还有一道。”
他在木板上画了一个表格，横三行竖三列，九个格子。然后在格子里填了几个数字，留下几个空格。“每一行、每一列、每一条对角线上的三个数字加起来，都要等于十五。请填空。”
孙文昭看着那个表格，额头上渗出了汗。数字，又是数字。他读的是圣贤书，学的是经世济民，算数？那是商贾小贩才做的事，是账房先生才学的本事，他一个秀才，不屑于学，也不会。
张不看着他，目光平静。他没有嘲笑，没有得意，只是说：“孙秀才，你问我的三个问题，我答不上来。我问你的三个问题，你也答不上来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各有所长，也各有所短。你学的是经义，我教的是逻辑、数学、自然。没有谁高谁低，只是东西不一样。”
孙文昭的脸涨得通红，想反驳，但张了张嘴，发现没什么可反驳的。张不确实答不上他的问题，但他也答不上张不的问题。公平。他咬了咬牙，折扇在手里捏得咯吱响，最后说了一句“告辞”，转身走了。两个同窗跟在后面，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木板上的那些题目，眼神里有困惑，也有不甘。
他们走了，但消息传出去了。县学的秀才们听说孙文昭在张不那里吃了瘪，更不服了。一个接一个地来，有的单独来，有的结伴来，有的客客气气，有的趾高气昂。张不来者不拒，谁来都一样――不辩经义，不考据典，不做诗，不作文。他只出题，逻辑题、数学题、推理题。题目不难，但需要动脑子，需要换一种思考方式。那些习惯了“子曰诗云”的秀才们，面对这些题目，大多抓耳挠腮，答不上来。
有的不服气，说“这些不是学问”。张不说：“什么是学问？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学问。你说你读了二十年的圣贤书，那我问你，青石县的渠为什么挖不通？流民为什么安置不好？土匪为什么剿不灭？你说不出办法，你的学问有什么用？”对方哑口无，拂袖而去。
有的虚心求教，说“张先生，这些题目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”张不说：“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是前人想出来的。我只是学了一点皮毛。”他说的是实话，但这些秀才不信。在他们看来，能想出这些题目的人，一定是天才。张不不解释，也没法解释。
陈文远每次都站在旁边，看着张不跟秀才们过招，眼里满是崇拜。他不是崇拜张不的学问――他知道张不的经义水平连县学的蒙童都不如，他崇拜的是张不的脑子。这个人总能用一种他们想不到的方式，把问题翻过来、倒过去、拆开了、揉碎了，然后轻描淡写地扔回去。他不跟你辩，不跟你吵，不出恶，不伤和气，只是出一道题，让你自己想。你想通了，自然就服了；你想不通，回去接着想，想通了再来。
有一天傍晚，秀才们走了之后，陈文远忍不住问：“先生，您那些题目，是从哪本书上看到的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