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哎？主任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“哎？李祖？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“我来看望蔡先生……我爸特意嘱咐过的。”李祖恭恭敬敬地说道。
蔡元培半靠在藤椅上，面色青白，颧骨高耸，瘦得脱了形。身上罩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，领口磨出了毛边，袖口的扣子少了一颗，露出里面淡灰色的衬里。他的手指搁在扶手上，指节突出，皮肤薄得像纸，青色的血管在皮下蜿蜒，像干涸的河床。
呼吸轻而急促，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出来，只有凑近了才能感觉到那微弱的气息。说话要慢慢攒力气，一句话拆成好几截，中间要停下来喘好几口气。满屋淡淡的药味，不是熬药的那种浓烈，是药渣子搁久了之后散发出来的、沉闷的、带着苦味的余韵。
许地山正低声和他说话，他也只是偶尔点头，轻声应一两个字。那声音很轻，像风吹过干枯的树叶，沙沙的，不仔细听就错过了。
这让李祖有点儿手足无措了——这……似乎说不了话啊？他站在门口，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，先是垂在身侧，又插进裤兜里，又拿出来，最后攥在一起，指节捏得发白。他看了一眼许地山，许地山冲他微微摇了摇头，意思是“别急，慢慢来”。
许地山叹了口气，起身走到窗边，把窗户推开一条缝。外面的空气涌进来，带着海腥味和远处油锅的烟火气，冲淡了屋里的药味。他背靠着窗台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在说一件不该让蔡元培听见的事。
“蔡先生有严重胃病、肺虚咳嗽、低血压、营养不良、足疾，常年体弱。1937年后辗转逃难，从上海到香港，一路颠簸，车船劳顿，吃不好睡不好。到香港后贫病交加、缺医少药、舍不得花钱系统治疗，一直‘带病硬扛’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了一眼藤椅上的蔡元培，蔡元培闭着眼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养神。
“他的胃病是老毛病了，早年在北京的时候就有，但不严重。逃难这几年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冷一口热一口，胃就彻底坏了。现在吃什么都疼，吃多少吐多少，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脚也不好，肿得穿不了鞋，走路要人扶。我每次来，都劝他去医院看看，他总说‘再等等’、‘不碍事’、‘过两天就好了’。过两天，又过两天，就这么拖着。”
李祖眉头皱起来，想了想道：“胃病……营养不良……这些应该都能治吧？”
许地山苦笑了一声。那声苦笑不是自嘲，是一种认命的、无奈的东西。他从窗台上拿起一只搪瓷杯，杯里的水已经凉了，他端起来又放下了。
“没钱啊……租这个房子，就已经让蔡先生捉襟见肘了。你看这屋里，家具是房东的，书是借的，连他身上的衣服都是朋友送的。我们这些朋友又都是些穷酸书生，教书的、写文章的、做编辑的，一个月薪水刚够养家糊口，想帮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也就只能是一有时间就跑来照顾照顾他，帮他擦擦身、换换衣服、煮点稀粥……唉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”
他说完这话，目光落在窗外，落在对面楼顶那片灰蒙蒙的天上。天很低，云很厚，像是要下雨，又像是憋着一场雪——但香港是不下雪的。
李祖点了点头，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，像是在下一盘还没想好的棋。
“有电话吗？我知道蔡先生有个朋友，很有钱……而且他肯定愿意帮忙。”
许地山转过头，眼里带着一丝疑惑，镜片后面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。
“哦？谁啊？”
李祖咧嘴笑了。他笑起来的样子跟他爹很像，嘴角往上翘，眼角的细纹还没长出来，但那股子“我有办法”的劲儿，如出一辙。
“我爹——李富明。”
许地山微微一愣。他把这个名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没找到对应的人。他认识的朋友里，没有叫李富明的。他推了推眼镜，目光从李祖脸上移到蔡元培脸上，又从蔡元培脸上移回来。
李祖看着他一脸茫然的样子，心底里暗自吐槽自己老爹净吹牛，还说啥在国内遇见啥事儿就报他名字，指定好使。他舔舔嘴唇，有些尴尬地补了一句：“呃……芬恩·李。”
许地山猛地转过头，动作快得脖子上的筋骨发出“咔”的一声轻响。他的眼睛瞪圆了，瞳孔骤然放大，嘴唇微微张开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了一下。
“芬恩先生？你是说美国那个芬恩先生？搞出拼音和简体字那个芬恩先生？”
他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半个调，尾音往上挑，像一根被拉紧的弦。他的手从窗台上抬起来，又放下，又抬起来，最后攥住自己的袖口，指节泛白。
他激动的样子让李祖有些害怕——这特么不会是仇人吧……
许地山亢奋得声音都变了，从刚才的低沉变成了尖利，像是被人踩住了尾巴。
“原来你爹是芬恩先生！原来你爹是芬恩先生！蔡先生有救了！”
小主，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，后面更精彩！他转身走到蔡元培身边，弯下腰，轻声说了一句什么。蔡元培的眼皮动了一下，没睁开。
李祖去一楼房东那里打电话给陈学文。楼梯很窄，踩上去吱呀吱呀响，扶手是铁的，生了锈，掌心蹭上去留下一层红色的铁锈末，像血干了以后的碎屑。墙皮剥落了大半，露出里面灰白色的水泥，有几处被人用粉笔写了字——“福义兴”、“和合图”、“天官赐福”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是小孩子写的。
他推开一楼的门，梁伯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抽水烟。水烟筒是竹制的，用了很多年，筒身被手汗浸得发黑，烟丝在里面咕嘟咕嘟地响，像是有人在喉咙里含着一口水说话。梁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又低下头继续抽。
电话在柜台后面的墙上，黑色的，老式的拨盘电话，拨盘上的数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。李祖拿起听筒，拨了陈学文的号码，等了好一会儿才接通。
“陈大哥，是我。你帮我发电报给我爸，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重，需要钱，让他尽快安排。”
电话那头陈学文应了一声，又问了几句，李祖简单说了，挂了电话。
打完电话，他从房东家出来。梁伯还在抽水烟，咕嘟咕嘟的声音在安静的楼道里回荡，像一只老猫在打呼噜。何婶从里屋探出头来，手里拿着一件补了一半的衣裳，针别在衣襟上，线头垂下来，晃晃悠悠的。
“后生仔，饮唔饮水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带着浓重的东莞口音。
李祖摇了摇头，道了谢，走出门。
他想返回二楼蔡家，脚刚踩上第一级台阶，就听见楼外大街上传来一阵嘈杂的声响。不是普通的街市喧闹，是喊、是骂、是铁器碰撞、是皮肉被劈开的闷响，还有人在惨叫——那声音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，又尖又利，像杀猪。不是一头猪，是一群猪，此起彼伏，一声高过一声，搅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。
他脚步顿了一下，侧耳听了两秒。喊声很乱，粤语、国语、客家话搅在一起，他听不太清，但有几个词反复出现——“斩佢”、“冚家铲”、“汉奸”。这几个词他听得懂。他皱了皱眉，没往楼上走，转身朝楼门口走去。
楼门口，两个小鬼正扒着墙往外瞅。姿势一模一样——身子贴着墙根，脖子伸得老长，脑袋探出去半个，又缩回来，像两只偷食的鹌鹑。他们看得很专心，连李祖走到身后都没发现。他认出了这几个孩子——渡轮上那两个，还有一个是林阿福的儿子林根。
林根没参与扒墙。他站在门框旁边，后背贴着墙，手搭在腰间的刀柄上。他的位置选得很好——既能看到街面上的动静，又不会被外面的人轻易发现。刀柄上的缠布已经旧了，发黑，被手汗浸透了好多层，摸上去滑腻腻的。
李祖从后面拍了一下小胖子。小胖子吓得扑棱一声，整个人往上一窜，差点跳出去。回头一看，脸白得像纸，嘴唇都在抖。
“嘘——！你知唔知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！”邓威压低声音，把手捂在胸口，顺着气。他的脸圆，腮帮子鼓，吓得白了一瞬又红回来了，像煮熟的鸡蛋被人从凉水里捞出来，皮是白的，里面还是烫的。
林根的手已经从刀柄上挪开了。他的动作不快，但很稳——手指松开，又搭回去，整个过程不到半秒，像是在确认“不是敌人”，又把警戒降到了最低。
串爆反应最大。他蹭地转过身，两只手攥着拳头摆在身前，摆出一个不知道从哪看来的起手式，左脚在前右脚在后，重心压在后面那只脚上。架势拉得很足，但下盘不稳，风一吹就能倒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像一只炸了毛的小公鸡。
李祖看着这三个小鬼，嘴角微微翘了一下。
“我们在轮渡上见过，我旁边坐的是雷洛。”
陈添恍然，把拳头收了，拍拍胸口，一副“早说嘛”的表情。他的下巴抬起来，嘴角往一边撇，那弧度不大，但带着一种“我跟雷洛很熟”的得意。
“哦！我谂到了！那个学生仔！雷洛同我讲过你！说你是他朋友！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，但眼睛在发光，像一只偷到了鱼的猫。他用的是粤语，语速很快，“学生仔”三个字咬得特别清楚，从喉咙里蹦出来，带着一股不加掩饰的轻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