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争这东西，从来都是台面上讳莫如深，台面下暗流涌动的玩意儿。就像高育良说的：“主观上没有，客观上或许存在。”你站在这朝堂上，就必然被归为某一类人。这紫禁城就像一个巨大的棋盘，每个人都是棋子，哪怕你想独善其身，也总会被无形的力量裹挟，要么站在帝党这边，要么倒向后党阵营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

徐坚比谁都清楚，所谓帝党，不过是清流与改革派的统称。以他这个“光绪帝”为名义核心，翁同为旗手，聚拢了一群心怀家国、渴望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读书人，还有少数对洋务略有认知、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增强国力的官员――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，手里握着的是“变法图强”的口号，是对未来的憧憬，可手里没有实权，没有兵权，甚至连基本的财力都捉襟见肘。他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这个“皇帝”身上。

而后党，便是渐进派与保守派的集合体。慈禧太后端坐于颐和园的幕后，一手掌控着大清的最高权力，李鸿章、荣禄等人环绕左右，构成了后党的核心。他们并非全然反对变革，只是他们的变革，是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裱糊匠式改革，是在不触动封建专制根基、不损害地主阶级既得利益，更不触动慈禧太后权力的前提下，做一些修修补补的表面功夫。就像洋务运动那样，买几艘军舰，建几个工厂，练几支新军，看似热热闹闹，实则只是给腐朽的封建制度穿了一件西方的外衣，内里依旧是千疮百孔、不堪一击。他们表面上尊他为帝，实则事事听命于慈禧，他的任何决策，若得不到慈禧的默许，都只是一纸空文。

徐坚端起砂铫，倒了一杯热茶，滚烫的茶水入喉，却暖不透他心底的寒凉。他越清醒，就越明白自己身处的困境有多艰难――他是皇帝，却没有皇权；他想救国，却没有力量；他握着救命的药剂，却可能被这药剂所裹挟。

他常常在深夜里独自思索，以后来人的眼光去审视这个时代的党争，审视这场看似轰轰烈烈，实则极难成功的改革。帝党与后党的争斗，表面上是政见之争，是改革与保守之争，本质上，是新兴的民族资产家、进步知识分子与封建地主、官僚之间的斗争。而这场斗争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帝党的弱势――因为他们代表的集团，在当时的中国，还未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，而他们所追求的改革，终究是在封建体制的框架内打转，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；更因为，他们的核心“光绪帝”，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，一个被他这个穿越者占据的躯壳。

徐坚清楚地知道，中国的体制，从来都不是靠简单的修修补补就能完善的。哪怕是后来的***，手握重兵，掌控全国政权，也没能完成中国从封建王朝到近代国家的转变。他只是换了一个统治者，换了一种统治形式，本质上，依旧是清朝压迫的延续。而他现在，连***那样的实权都没有，连推行一场温和改革的底气都不足。

可现在的中国，社会矛盾还没有到一触即发的地步，广大农民群众还被封建思想束缚着，没有觉醒；民族资产还处于萌芽状态，力量微弱；而封建地主虽然腐朽，但依旧掌控着国家的经济、政治和军事大权。此时的中国，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，虽然已经被唤醒，却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挣脱枷锁。而他这个“天子”，就是枷锁的一部分，也是试图打破枷锁的人，这种矛盾，让他备受煎熬。

而他徐坚，现在能用的力量，偏偏就是最弱的帝党――那些清流和改革派。他们有理想，有热情，却没有实力，没有手段，甚至有些迂腐。就像翁同，满腹经纶，心怀家国，可他不懂军事，不懂经济，不懂如何在复杂的朝堂斗争中与后党周旋，更不懂如何真正推行改革。他所主张的变法，太过理想化，太过急于求成，忽略了当时的社会现实，忽略了地主的反动性，更忽略了慈禧太后的绝对力量，最终也只能落得个被罢官免职、郁郁而终的下场。而他这个“皇帝”，只能眼睁睁看着，无能为力――他连保住自己最信任的臣子，都做不到。

徐坚深知，地主阶级的反动性，在历史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从古代的农民起义，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，每一次农民的反抗，都是对地主阶级压迫的反抗，可每一次都因为缺乏正确的领导、缺乏先进的思想、缺乏强大的力量而失败。而那些地主阶级，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，从来都不会心慈手软，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，镇压任何威胁到他们利益的力量，哪怕是牺牲国家的前途和命运。慈禧太后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她可以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，可以在国家危难之际依旧贪图享乐，可以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，只要能保住她的权力和地位，保住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，她什么都做得出来。

他也曾想过，利用手中的青霉素，拉拢一些后党中的渐进派。那些人，不像保守派那样顽固不化，他们看到了西方的强大，也意识到了大清的落后，愿意进行一些温和的改革，愿意接受一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，只要不触动他们的核心利益，不触动慈禧太后的权力。可他心里清楚，一旦拉拢了这些人，就必然要面临利益分配的问题。青霉素带来的巨大利润，如何分配？改革带来的权力调整，如何平衡？这些渐进派，本质上还是封建地主的一员，他们所追求的，依旧是维护自己的利益，一旦改革触及到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就会立刻倒戈，从支持改革，变成反对改革的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任何拉拢行为，都逃不过慈禧太后的眼睛，一旦被她察觉，他这个傀儡皇帝，恐怕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

这就是徐坚的困境，他想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，想通过温和的方式，逐步改变中国的体制，逐步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，却被牢牢束缚在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下。可他清楚地知道，这种渐进式的改革，必须是深入骨髓的，必须触及到封建体制的根基，必须解决阶级压迫的问题。可一旦他这样做，他现在所依靠的力量，无论是帝党的清流改革派，还是他拉拢过来的后党渐进派，都会变成反对他的力量；更可怕的是，慈禧太后会立刻撕下伪装，彻底废除他这个皇帝，将所有的进步力量都镇压下去。因为这些人，本质上都是既得利益者，都是封建体制的受益者，他们可以接受表面的改革，却无法接受根本的变革；而慈禧太后，绝不容许任何人动摇她的权力，动摇封建专制的根基。

任何彻底的改革，任何真正的进步，都必然伴随着冲突和斗争，都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。可现在的他，没有能力发动这样一场暴烈的革命，因为革命首先要革的，就是他这个“光绪帝”的命――他现在身处封建体制的顶端，是封建统治的象征，一旦革命爆发，他必然会成为被革命的对象。

更让他担忧的是，他利用青霉素获得巨大利润之后，会不会反而加强封建主义的力量？青霉素的利润，若是用来购买武器、训练新军、发展工业，或许能为改革提供助力；可若是被那些封建官僚、地主阶级所觊觎，所瓜分，若是被慈禧太后用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，用来镇压进步力量，那他所做的一切，就都成了徒劳，甚至会适得其反，让中国陷入更深的苦难之中。他研制青霉素，是为了救人，是为了积累力量，可若是这份力量被用来压迫人民，用来维护腐朽的统治，那他就成了历史的罪人。

他不是没有想过，借鉴普鲁士的君王改革模式。腓特烈大帝的“开明专制”，曾让普鲁士从一个弱小的邦国，一跃成为欧洲列强之一。腓特烈大帝主张“君主是国家的第一公仆”，推行宗教宽容、司法改革、发展经济、强化军事，在不推翻封建君主制度的前提下，实现了国家的富强。这种模式，似乎是一条可行的渐进式改革道路，既可以维护君主的统治，又可以推动国家的近代化――这对于他这个没有实权的“光绪帝”来说，似乎是一条可以尝试的路，或许可以借着“开明专制”的名义，逐步争取权力，逐步推行改革。

可徐坚对这种国外体制的国内化，抱有深深的怀疑。普鲁士的国情，与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普鲁士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，封建势力相对集中，君主的权力相对稳固，而且当时的欧洲，启蒙思想已经广泛传播，社会氛围相对开放，这些条件，都是当时的中国所不具备的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地域辽阔，人口众多，封建势力盘根错节，慈禧太后掌控着最高权力，他这个光绪帝只是一个傀儡；而且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，儒家思想的束缚，让人们难以接受西方的制度和思想；更重要的是，中国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和压迫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推行改革。更何况，腓特烈大帝本身就拥有绝对的实权，而他，只是一个被架空的皇帝，连推行改革的基本权力都没有。

更何况，腓特烈大帝的改革，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，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，他并没有解决阶级压迫的问题，也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。这种改革，虽然能让国家在短期内实现富强，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长远发展问题。就像普鲁士后来的发展，虽然成为了欧洲强国，却因为封建残余的存在，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，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徐坚不想让中国重蹈普鲁士的覆辙，他想要的，是真正的进步，是真正的富强，是让中国的人民能够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，而不是仅仅维护他这个“皇帝”的统治，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。

近代三个朝代的掌权者，代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救国路线，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阶级立场。而他这个魂穿光绪帝的徐坚，却被困在这三条路线之外，进退两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