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建军哥，你怎么想？”古民问。

建军抬起头，看了古民一眼，又低下头，声音嘶哑：“我……我喜欢她。她也对我不错。就是她家里……还有她，可能没安全感。我也理解。可是……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。”

“你跟她谈过你的实际情况吗？包括收入、积蓄、家里的情况？”古民问。

“谈过。她说……她说可以一起努力。但彩礼和房子是底线，不然她家里不同意，她也怕以后……”建军的声音越来越低。

信息很清楚了。这不是一次平等的婚姻谈判，而是一次基于情感依赖和不安全感的、单向的经济压榨试探。女方（及其家庭）抓住了建军“急于成家”和“二婚自卑”的心理弱点，以及“带孩女性再婚市场价值可能被低估”的自我认知，提出了远超建军支付能力的条件，试图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。建军则因情感投入和“怕失去”的心态，陷入被动，甚至可能自我说服“对方的要求合理”。

“大姨，姨夫，建军哥，”古民放下那份“要求”，语气平静，“这事，光哭和吵没用。咱们得坐下来，把事情掰开揉碎了谈。不是去求对方降价，而是要搞清楚，咱们到底要什么，能付出什么，底线在哪里，以及怎么谈才能不人财两空。”

“还能怎么谈？人家咬死了十八万八和房子！”大姨夫在床上叹气。

“那就得看，这十八万八和房子，到底是‘必须’，还是‘开价’。”古民说，“如果是‘必须’，而咱们绝对拿不出，那这婚结不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如果是‘开价’，那就有得谈。但怎么谈，不能空口说白话，得有个章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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