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平台生态伙伴公约》草案的起草工作，如同一场在迷雾中绘制精细地图的远征。苏晚要求团队不仅要借鉴成熟平台经验，更要“沉下去”倾听生态内不同参与者的声音。这过程远比预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。

项目部组织了数场小范围的合作伙伴座谈会，邀请不同规模、不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代表参与讨论。会议上的交锋激烈而直接。

以小家电塑胶外壳厂老陈为代表的中小企业，声音最为响亮，诉求明确：“规则必须向公平倾斜！不能因为某些企业规模大、接入早，就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利益分配优势。平台应该是一个拉平起跑线的地方，让我们这些小厂也能凭借产品和效率说话，而不是被原有的体量差距压死。”

而几家规模较大、在各自细分领域已建立一定优势的企业代表，则显得更为谨慎，甚至带着戒备：“我们理解平台需要公平，但公平不能等同于‘大锅饭’。我们早期对平台的信任、投入的适配成本，以及我们自身带来的订单规模和行业影响力，这些贡献难道不应该在规则中得到体现吗？如果完全拉平，我们还有什么动力留在平台上，甚至帮助平台壮大？”

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几个核心条款上：平台治理委员会的席位如何分配？是“一国一票”还是按贡献度加权？供应链协同（如集中采购）产生的额外收益，扣除平台运营成本后，是按采购量分配，还是引入更复杂的、包含历史贡献、数据共享程度等因子的综合算法？数据沉淀产生的价值（如行业洞察报告）归谁所有？如何界定数据共享与商业秘密的边界？

每一场座谈会都像一场微型的利益博弈。项目部团队负责记录和梳理，常常忙到深夜，将各种矛盾、诉求和建议整理成厚厚的报告，呈送到苏晚案头。

苏晚仔细翻阅着这些充满张力的记录，她没有急于做出裁决，而是陷入了更深的思考。她意识到，制定规则的过程，本身就是对“生态引领”理念的一场灵魂拷问。绝对的公平可能扼杀强者贡献的积极性，而过度的倾斜则会让生态失去包容性和活力，最终走向垄断和僵化。这其中的平衡点，考验的不仅是商业智慧，更是对“价值共创”内涵的深刻理解。

她召集了核心战略团队和法律顾问，闭门数日，对公约草案进行逐条审议和修改。最终，她提出了一个“动态权益平衡机制”的构想框架：

?基础权益平等：所有接入平台的企业，在基础数据安全、争议解决、获取平台基础服务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。

?贡献度加权：在涉及重大利益分配（如集中采购收益分成）和治理决策（如投票权重）时，引入一个动态计算的“贡献度系数”，该系数综合考虑企业在平台的交易额、数据共享的深度与质量、参与平台生态建设的活跃度（如提供解决方案、分享最佳实践）等多个维度，而非单一的规模指标。

?价值创造激励：设立“生态创新基金”，对于主动利用平台能力进行模式创新、并愿意将成功经验标准化供其他伙伴借鉴的企业，给予额外的收益分成或资源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