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律师好奇地挑了挑眉：“饲养员？有意思。

那法律框架呢？数字遗产的权属、隐私、访问权限，你们怎么解决？”

“我们请了专门的法律顾问，合同里尽可能明确。”林凡谨慎回答，“但说实话，很多问题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，我们也是在摸索。”

“明智。”沈律师点头，“不承诺做不到的事，是负责任的做法。”

闲聊几句，沙龙正式开始。

大家围坐在大厅中央的蒲团和懒人沙发上，气氛很随意。

沈律师简单开场，说今天就是想聊聊“在数字时代，我们如何保存和传递记忆”。

然后大家自由发。

一个做纪录片导演的女生，分享了她在拍一部关于即将消失的方的片子，如何用ar技术让观众“听见”祖辈的声音。

一个程序员出身、现在做独立游戏的男人，讲他正在开发一个游戏，玩家通过解谜逐渐拼凑出一个已故亲人的一生。

一个白发老太太，是退休的档案管理员，她带来了一本自己手工制作的“家庭记忆书”，里面有照片、票据、书信，甚至一片干枯的树叶。

每个人讲得都不长，但都很真诚。

没有炫耀技术，没有空谈理念，就是实实在在地经历和思考。

林凡坐在角落，安静听着。

他忽然觉得，自己那个一心只想着败家兑换现金的“云彼岸”，在这些真正带着温度的项目面前，有点苍白。

轮到他时，沈律师看过来：“林先生，听说你们正在做一个很特别的案例，能分享一下吗？不用讲商业模式，就讲做这件事时的感受。”
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，让林凡喉结不受控制地滚动了一下。

他原本准备了一套“项目还很初级、问题很多”的说辞，但看着周围这些人的眼睛，那些准备好的话，忽然说不出口了。

他沉默了几秒，开口：“我们最近接了一个案子，客户父亲是一位老科研工作者，肝癌晚期。

老爷子一辈子和数据打交道，希望把他毕生的研究、日记，甚至一些没完成的思路，做成一个数字空间留下来。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平稳了些。“他儿子找到我们时，说老爷子知道自己时间不多，

但最放不下的不是身后事，是那些‘没写完的代码’和‘没想明白的问题’。”

大厅里很安静。

“我们团队都是年轻人，最大也就三十出头。接到这个需求时，第一反应是技术难、时间紧、做不好怎么办。”林凡继续说，

“但当我们开始整理那些资料——60年代的实验笔记、80年代的算法手稿、90年代的家庭照片，还有每年儿子生日他写却从未给出去的信”

他停了一下，吸了口气。

“你会发现，你在打交道的，不是冷冰冰的数据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辈子的轨迹。

他的执着，他的遗憾，他的沉默的爱。”

“我们做时间轴，做交互书房，最近还在加一个叫对话胶囊的功能，让后来的人能在某个时间点，回应他当年写下的某句话。”

林凡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晰，“技术很粗糙，很多想法实现得磕磕绊绊，但老爷子前几天看到雏形，说这样挺好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看向众人。

“我不知道我们这个项目最终能走多远，商业上能成什么样。

但至少这一刻，我觉得我们在做的，不是保存数据，是在打捞一些快要沉下去的光，哪怕只能打捞上来一点点。”

说完，他坐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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